事實認定錯誤六種情形：一、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；二、采信證據錯誤；三、認定的事實與證據證明的事實相矛盾；四、遺漏關鍵案件事實；五、對事實的定性錯誤；六、認定事實的程序錯誤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司法公正的根基在于“事實清楚、證據確鑿、適用法律正確”，而事實認定作為司法裁判的前置核心環節，其準確性直接決定裁判結果的公正性，更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、彰顯司法公信力的關鍵。實務中，部分法院在審理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過程中，因對證據采信、邏輯推理、程序規范把握不當，導致事實認定出現偏差，進而引發錯案、瑕疵案，損害司法權威與當事人合法權益。

　　法院事實認定錯誤，特指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，對案件的基本事實、關鍵事實的認定，違反證據裁判原則、邏輯推理規則、日常生活法則，或存在遺漏、矛盾、定性偏差等情形，與“法律適用錯誤”有著本質區別——事實認定錯誤是對“案件真實情況”的判斷偏差，而法律適用錯誤是對“已查明事實如何適用法律”的判斷偏差，二者雖均可能導致裁判錯誤，但認定標準、監督路徑截然不同。結合最高檢相關規定及司法實踐，法院事實認定錯誤主要分為六大類，具體如下：　

　一、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

　　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《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》規定，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，是法院事實認定錯誤中最為常見、最為典型的情形，具體指法院作出裁判所依據的“基本事實”，要么沒有任何證據支撐，要么依據的證據存在虛假、缺乏證明力、不合法等問題，或違反邏輯推理、日常生活法則，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，不足以證明待證事實成立。此處的“基本事實”，是指對案件定性、裁判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實，如民事案件中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性質、侵權行為是否存在、損害后果大小;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實施犯罪行為、犯罪情節輕重;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合法性、相對人是否存在違法行為等。

　　結合最高檢相關解讀，此類錯誤具體表現為四種細分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認定的基本事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

　　此類錯誤是最直白的事實認定偏差，即法院認定的某一基本事實，沒有任何證據（包括當事人提交的證據、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）予以佐證，完全屬于主觀臆斷、憑空認定。司法實踐中，此類錯誤多發生在證據較為薄弱的案件中，或因法官疏忽、主觀偏見，忽視證據缺失的核心問題，擅自認定關鍵事實。

　　（二）認定的基本事實所依據的證據虛假、缺乏證明力

　　此類錯誤的核心的是，法院認定基本事實所依據的證據本身存在問題，要么是偽造、變造的虛假證據，要么是證據本身與案件事實無關聯、證明力極低，無法達到證明待證事實的標準，卻被法院作為定案核心依據。結合最高檢相關案例及證據規則，證據缺乏證明力主要表現為：傳來證據替代原始證據作為定案關鍵、孤證定案、證據與待證事實無關聯性等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合伙糾紛案中，原告提交一張字條，擬證明雙方的投資款及支出情況，該字條無雙方當事人簽名、無落款日期，本身缺乏真實性要件，但被告在庭審中自認該字條系其本人所寫，法院結合被告自認，確認了該字條的證明力，此種情形并不屬于證據缺乏證明力;但如果被告未自認，且原告無法提供其他證據佐證字條的真實性、關聯性，法院仍以該字條作為認定合伙投資事實的核心依據，則屬于“依據缺乏證明力的證據認定事實”，構成事實認定錯誤。此外，司法實踐中常見的“偽造合同、虛假鑒定意見、虛假證人證言”等，若被法院作為定案依據，也屬于此類錯誤。

　　（三）認定的基本事實所依據的證據不合法

　　證據的合法性是證據具有證明力的前提，根據證據規則，只有符合“來源合法、形式合法、收集程序合法”的證據，才能作為定案依據。此類錯誤具體指法院認定基本事實所依據的證據，違反法律規定的收集、固定、審查程序，屬于非法證據，本應予以排除，卻被法院采信作為定案依據，進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不同類型案件中，非法證據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：

　　刑事案件中：最典型的是通過刑訊逼供、暴力、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，通過非法搜查、扣押收集的物證、書證，以及未經法定程序收集的電子數據;

　　民事訴訟中：主要表現為未經質證的關鍵證據、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(如私自錄音、偷拍，侵害他人隱私)的方法收集的證據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證據(如無鑒定資質的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);

　　行政案件中：主要表現為行政機關收集證據的程序違法(如未依法告知當事人權利、未制作現場筆錄)，或法院采信行政機關提交的非法證據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程序有瑕疵的證據都屬于“非法證據”，只有達到“嚴重違反法定程序，可能影響事實認定真實性”的程度，才屬于最高檢規制的此類錯誤。例如，民事訴訟中，證據的形式存在輕微瑕疵(如借條上的簽名有涂改，但能夠通過鑒定確認系借款人本人涂改)，法院經補正后采信該證據，并不構成此類錯誤;但如果借條系偽造，且法院未依法委托鑒定，直接采信該偽造借條作為認定借貸關系成立的依據，則屬于依據不合法證據認定事實，構成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（四）對基本事實的認定違反邏輯推理或者日常生活法則

　　最高檢明確，法院認定基本事實，不僅需要有證據支撐，還需要符合邏輯推理規則和日常生活法則，若違背常理、違背邏輯，即便有部分證據，也屬于事實認定錯誤。此類錯誤的核心是“證據與事實之間缺乏合理的因果關聯”，法院的認定結論明顯不符合普通人的認知，或存在邏輯矛盾，無法自圓其說。

　　此類錯誤的典型表現的包括：

　　違背邏輯推理：如根據“A事實存在”推出“B事實存在”，但A與B之間無任何因果關聯，或存在明顯的邏輯漏洞;

　　違背日常生活法則：如認定“雨天路面干燥”“凌晨三點在超市購物卻無監控記錄、無付款憑證”等明顯不符合常理的事實。例如，某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，原審法院認定“受害人在自家陽臺晾曬衣物時，被樓上掉落的花盆砸傷，應由樓上所有住戶承擔賠償責任”，但根據日常生活法則，陽臺屬于封閉空間，花盆從自家陽臺掉落，不可能砸傷自家陽臺的受害人，且原審法院未調取任何證據證明花盆系樓上掉落，該認定既無證據支撐，又違背日常生活法則，屬于典型的事實認定錯誤，最終被檢察機關抗訴糾正。

　　此外，此類錯誤還常與“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”相關聯——我國民事訴訟遵循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，即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，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，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，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;若未達到高度蓋然性，僅存在微弱可能性，法院仍認定該事實成立，則屬于違反日常生活法則、違反證明標準的事實認定錯誤。需要特別區分的是，我國的“高度蓋然性”標準不同于英美法系的“優勢證據”標準，前者要求證據證明力“遠大于”另一方，后者僅要求“略大于”，若法院誤將“優勢證據”作為“高度蓋然性”標準，進而認定事實，也屬于此類錯誤。

　　二、采信證據錯誤

　　證據是認定事實的唯一依據，采信證據錯誤，必然會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最高檢明確，采信證據錯誤并非單純的“證據選擇不當”，而是指法院在審查、采信證據過程中，違反證據規則，對證據的合法性、真實性、關聯性判斷錯誤，或存在“應當采信而未采信、不應采信而采信”等情形，進而導致基本事實認定偏差。此類錯誤與“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”存在交叉，但側重點不同——前者側重“證據采信行為本身違法”，后者側重“證據無法支撐事實”，實務中二者常同時存在。

　　結合最高檢相關規定，采信證據錯誤具體表現為四種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采信依法應當予以排除的非法證據

　　此類錯誤與前文“依據不合法證據認定事實”本質一致，但更側重“非法證據排除”的程序要求——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、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，非法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，不得作為定案依據，若法院未依法排除非法證據，反而將其作為認定事實的核心依據，即構成采信證據錯誤，進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某刑事案件中，偵查機關通過刑訊逼供的方式，獲取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，庭審中被告人提出該供述系非法取得，并提交了傷情鑒定報告、看守所的監控錄像等證據佐證，法院經審查，確認該供述系非法取得，卻未依法排除，仍以該供述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核心依據，同時結合其他間接證據，判決被告人構成犯罪。該案經檢察機關抗訴后，再審法院依法排除該非法供述，因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，判決被告人無罪——原審法院的行為，即屬于“采信依法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”，構成采信證據錯誤，進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，這也是最高檢重點監督的情形之一。

　　(二)未采信對案件基本事實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合法證據

　　此類錯誤俗稱“遺漏關鍵證據”，具體指某一證據具有合法性、真實性、關聯性，且能夠直接或間接證明案件基本事實，甚至能夠推翻法院擬認定的事實，法院卻無正當理由未采信該證據，導致事實認定出現偏差。司法實踐中，此類錯誤多因法官疏忽、對證據證明力判斷錯誤，或主觀偏見導致，是律師辦理再審、抗訴案件中，最易發現、最易推動糾錯的情形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一起股權糾紛再審案件，原審法院認定“原告未履行出資義務，不應享有股東權利”，但原告在原審中提交了銀行轉賬記錄、公司出具的出資確認書、驗資報告等一系列合法證據，能夠明確證明其已足額履行出資義務，原審法院卻以“轉賬記錄備注為‘借款’”為由，未采信該組證據，未核實備注的真實性，也未要求被告提交反駁證據，直接認定原告未出資。該案經檢察機關抗訴后，再審法院采信了原告提交的全部關鍵證據，核實轉賬記錄備注“借款”系筆誤，最終撤銷原審判決，確認原告享有股東權利——原審法院的行為，即屬于“未采信關鍵合法證據”，構成采信證據錯誤，進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(三)對證據的證明力判斷錯誤，導致核心事實認定偏差

　　證據的證明力，是指證據能夠證明待證事實的強弱程度，不同證據的證明力存在差異(如原始證據的證明力大于傳來證據、直接證據的證明力大于間接證據)。此類錯誤具體指法院在判斷證據證明力時，違反證據規則，顛倒證據證明力的強弱，或將證明力極弱的證據作為定案核心，忽視證明力強的關鍵證據，進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某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，受害人提交了監控錄像(直接證據，能夠清晰顯示侵權人實施侵權行為的全過程)、證人證言(直接證據，與監控錄像內容一致)，侵權人提交了自己的辯解(無任何證據佐證)，原審法院卻以“證人與受害人系朋友，證言具有傾向性”為由，未采信證人證言，忽視監控錄像這一關鍵直接證據，僅以侵權人的辯解為由，認定“侵權行為不成立”，駁回受害人的訴訟請求。該案中，原審法院顛倒了證據證明力的強弱——監控錄像作為原始直接證據，證明力遠大于侵權人的單方辯解，其對證據證明力的判斷錯誤，導致侵權事實認定錯誤，屬于最高檢明確的采信證據錯誤情形。

　　(四)采信虛假證據、偽造證據作為定案依據

　　此類錯誤是最為嚴重的采信證據錯誤，具體指法院采信的證據系當事人偽造、變造，或他人惡意提供的虛假證據，且該證據是認定案件基本事實的核心依據，進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司法實踐中，此類錯誤多發生在當事人惡意訴訟、虛假訴訟案件中，或因法官未依法對證據的真實性進行審查核實導致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某民間借貸虛假訴訟案件中，原告與被告惡意串通，偽造了借條、轉賬記錄，向法院起訴，請求被告償還“借款”，原審法院未依法對借條的真實性、轉賬記錄的完整性進行審查(未核實轉賬記錄的實際流向、未要求原告說明借款用途)，直接采信該虛假證據，認定借貸關系成立，判決被告償還借款。后經檢察機關監督，查明該借貸關系系雙方惡意串通偽造，原審法院采信虛假證據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，最終撤銷原審判決，駁回原告訴訟請求，并對雙方當事人予以處罰——此類情形，既是最高檢明確的事實認定錯誤，也是檢察機關打擊虛假訴訟的重點方向。

　　三、認定的事實與證據證明的事實相矛盾

　　此類錯誤的核心特征是“自相矛盾”，即法院最終作出裁判所認定的基本事實、關鍵事實，與原審卷宗中所有合法有效證據所共同證明、指向的事實不一致，二者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，且該矛盾無法通過邏輯推理、補充證據等方式化解。簡單來說，就是“證據指向A事實，法院卻認定B事實”，即便法院采信的證據本身合法有效，但其認定的事實與證據指向完全相反，仍屬于最高檢明確的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此類錯誤與前文兩種錯誤的區別在于：一是不涉及證據本身的違法性(證據均合法有效)，二是不涉及證據缺乏支撐(有證據，但證據指向與認定事實相反)。司法實踐中，此類錯誤多因法官對證據的綜合審查判斷錯誤、邏輯推理混亂，或主觀偏見導致，常出現在案情較為復雜、證據較多的案件中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某刑事盜竊案件中，原審法院認定“被告人于某年某月某日深夜，潛入被害人家中，盜竊現金10萬元”，但原審卷宗中的合法有效證據(監控錄像、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、被害人的陳述、現場勘查記錄)均指向以下事實：被告人于該時間段確實進入被害人家中，但僅停留10分鐘，未接觸被害人的現金存放處，且被告人身上、住處均未查獲該10萬元現金，被害人的現金丟失系其自身保管不善導致，與被告人無關。該案中，原審法院認定的“被告人盜竊10萬元”這一事實，與所有合法有效證據證明的“被告人未實施盜竊行為”這一事實，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，即便證據本身均合法，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仍屬于錯誤，構成最高檢規制的此類情形，最終經抗訴再審，被告人被宣告無罪。

　　再舉個例子，民事案件中，原告與被告簽訂《房屋租賃合同》，約定租賃期限為3年，租金每年10萬元，原告提交了租賃合同、租金轉賬記錄、被告的收條等證據，能夠證明“被告已收取原告3年租金，租賃期限已滿，被告未退還押金”，但原審法院卻認定“原告未支付租金，被告有權解除租賃合同，沒收押金”——法院認定的事實與證據證明的事實完全相反，存在明顯矛盾，屬于事實認定錯誤，應當依法糾正。

　　四、遺漏關鍵案件事實

　　最高檢明確，法院在認定案件事實時，應當全面、客觀地審查案件全部事實，不得遺漏對案件定性、裁判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事實；若遺漏關鍵案件事實，導致法院認定的事實不完整、不全面，進而作出錯誤裁判，即屬于事實認定錯誤。此處的“關鍵案件事實”，并非案件的細枝末節，而是指能夠影響案件法律關系性質、當事人權利義務、裁判結果的核心事實，如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自首、立功情節、被害人的過錯;民事案件中當事人的違約行為、免責事由;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、行政行為的程序合法性等。

　　司法實踐中，此類錯誤多因法官對案件重點把握不當、疏忽大意，或刻意回避關鍵事實導致，此類錯誤主要分為兩種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遺漏影響案件定性的關鍵事實

　　案件定性是裁判的核心，而定性的依據是案件的關鍵事實，若法院遺漏影響定性的關鍵事實，必然導致案件定性錯誤，進而引發事實認定錯誤、法律適用錯誤。舉個例子，某刑事案件中，原審法院認定“被告人構成故意傷害罪”，但遺漏了“被害人先對被告人實施暴力攻擊，被告人的行為系正當防衛”這一關鍵事實，導致案件定性錯誤，進而錯誤認定被告人構成犯罪。

　　（二）遺漏影響裁判結果的關鍵事實

　　此類錯誤是指法院認定的案件定性正確，但遺漏了能夠影響裁判結果（如責任劃分、賠償金額、量刑輕重）的關鍵事實，導致裁判結果不公。舉個例子，某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，原審法院認定“侵權人構成侵權，應當承擔賠償責任”，但遺漏了“受害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存在重大過錯(如擅自進入危險區域)”這一關鍵事實，導致未減輕侵權人的賠償責任，裁判結果不公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“遺漏事實”都屬于此類錯誤——若遺漏的是與案件定性、裁判結果無關的細枝末節(如當事人的身份信息瑕疵、案件發生的具體時間誤差)，不影響案件的核心裁判，不屬于最高檢規制的事實認定錯誤;只有遺漏的是“關鍵事實”，且該事實能夠影響案件定性、裁判結果，才屬于此類錯誤。

　　五、對事實的定性錯誤

　　此類錯誤容易與“法律適用錯誤”混淆，最高檢明確區分二者：對事實的定性錯誤，屬于事實認定錯誤，特指法院對已經查明的案件事實，在“事實性質”的判斷上出現偏差，即對事實本身的屬性、當事人之間的關系、行為的性質等，作出錯誤的判斷；而法律適用錯誤，是指法院對已經查明、定性正確的事實，在適用法律條文時出現偏差。簡單來說，“事實定性錯誤”是“對事實是什么的判斷錯誤”，“法律適用錯誤”是“對事實該適用什么法律的判斷錯誤”。

　　結合最高檢相關規定及案例，此類錯誤主要表現為三種情形，覆蓋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三類案件：

　　（一）刑事案件中，對案件事實的性質認定錯誤

　　此類錯誤主要表現為“罪與非罪”“此罪與彼罪”的定性偏差，即法院對被告人的行為事實，錯誤認定為犯罪（罪與非罪錯誤），或錯誤認定為其他罪名（此罪與彼罪錯誤），而該定性偏差源于對事實性質的判斷錯誤，而非法律適用錯誤。舉個例子，被告人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(事實性質)，法院卻認定為故意傷害罪(犯罪行為)，屬于罪與非罪的定性錯誤;再如，被告人的行為屬于詐騙罪(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虛構事實騙取財物)，法院卻認定為盜竊罪(秘密竊取財物)，屬于此罪與彼罪的定性錯誤。

　　（二）民事案件中，對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性質、行為性質認定錯誤

　　民事案件中，事實定性錯誤主要集中在法律關系性質、行為性質的判斷上，此類錯誤會直接導致裁判結果的偏差。舉個例子，雙方當事人之間實際系委托合同關系(事實性質：一方委托另一方處理事務)，法院卻認定為買賣合同關系(事實性質：一方出賣貨物、一方支付價款)，進而錯誤判決委托人承擔付款義務;再如，當事人的行為屬于贈與行為(事實性質：無償轉移財產所有權)，法院卻認定為借貸行為(事實性質：有償借貸、到期返還)，進而錯誤判決受贈人返還“借款”。

　　（三）行政案件中，對行政行為的性質、相對人行為的性質認定錯誤

　　行政案件中，事實定性錯誤主要表現為法院對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性質（如合法與違法、具體行政行為與抽象行政行為）、行政相對人行為的性質（如合法與違法、是否存在違法行為）認定錯誤。舉個例子，行政機關的行為屬于違法查封(事實性質)，法院卻認定為合法查封(事實性質)，進而駁回行政相對人的訴訟請求;再如，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屬于合法維權(事實性質)，法院卻認定為違法行為(事實性質)，進而支持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。

　　六、認定事實的程序錯誤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

　　最高檢明確，事實認定不僅需要實體合法，還需要程序合法，若法院在認定事實的過程中，違反法定程序，導致案件事實無法查清、認定偏差，即屬于事實認定錯誤。此類錯誤的核心是“程序錯誤與事實認定錯誤存在直接因果關系”——并非所有程序錯誤都屬于事實認定錯誤，只有程序錯誤導致事實認定出現偏差、無法查清，才屬于此類錯誤;若程序錯誤不影響事實認定的準確性，僅屬于程序瑕疵，不構成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結合最高人民檢察院《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》等相關規定，此類錯誤主要表現為三種情形：

　　（一）未依法組織質證，導致關鍵事實無法查清

　　質證是審查證據、認定事實的核心程序，根據我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，由當事人互相質證，未經質證的證據，不得作為定案依據(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)。若法院未依法組織質證，尤其是對認定案件基本事實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證據，未讓當事人互相質證、發表質證意見，直接作為定案依據，導致關鍵事實無法查清、認定偏差，即屬于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民事案件中，原告提交的關鍵證據(合同原件、損害鑒定報告)，法院未在法庭上出示，未讓被告發表質證意見，也未核實證據的真實性、關聯性，直接采信該證據認定事實，導致被告無法對該證據提出反駁意見，關鍵事實認定偏差，此類情形即屬于“未依法組織質證”導致的事實認定錯誤，可依法提出抗訴。

　　（二）未依法調查核實證據，導致關鍵事實無法查清

　　根據我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，應當依職權調取、調查核實;當事人申請法院調取、調查核實證據，符合法定條件的，法院應當予以準許。若法院未依法履行調查核實職責，對當事人提交的、需要調查核實的關鍵證據，未調取、未核實，導致關鍵事實無法查清、認定錯誤，即屬于此類錯誤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勞動爭議案件中，勞動者主張自己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，提交了工資轉賬記錄(轉賬人系用人單位法定代表人，但未備注“工資”)、工作證(無用人單位蓋章)，申請法院調取用人單位的考勤記錄、工資發放臺賬(能夠證明勞動關系存在)，但原審法院未依法調取該證據，也未核實工資轉賬記錄的關聯性，直接以“證據不足”為由，認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。該案經抗訴后，再審法院依法調取了用人單位的考勤記錄、工資發放臺賬，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，撤銷了原審判決——原審法院的行為，即屬于“未依法調查核實證據”導致的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（三）違反法定程序，剝奪當事人陳述、辯論權利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

　　當事人的陳述、辯論權利，是我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訴訟權利，是法院查清案件事實的重要保障。若法院違反法定程序，剝奪或限制當事人的陳述、辯論權利，導致當事人無法提交關鍵證據、無法發表有利于自己的辯論意見，進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，即屬于最高檢明確的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：刑事案件中，原審法院在庭審中，未允許被告人發表辯解意見，未聽取辯護人關于“被告人無罪”的辯論意見，也未接受辯護人提交的關鍵證據，直接依據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認定被告人有罪，導致事實認定錯誤;此類情形即屬于“剝奪當事人訴訟權利”導致的事實認定錯誤，應當依法糾正。

　　常見誤區

　　誤區一：“證據不足”就是“缺乏證據證明”，二者完全等同；

　　事實上，二者存在區別：“證據不足”是指證據數量不夠、證據鏈不完整，無法達到證明標準;而“缺乏證據證明”是最高檢明確的法定情形，除了證據不足，還包括證據虛假、證據不合法、違反邏輯推理等情形，范圍更廣。

　　誤區二：“程序錯誤”與“事實認定錯誤”無關；

　　許多人認為，程序錯誤只是“流程問題”，不影響事實認定的準確性，無需糾正。但最高檢明確，若程序錯誤導致事實認定錯誤、無法查清，即屬于事實認定錯誤，應當依法監督糾正;即便程序錯誤未影響事實認定，也可能構成程序違法，需依法糾正，但不構成事實認定錯誤。

　　誤區三：“事實認定錯誤”必須有“新證據”佐證；

　　實務中，許多當事人認為，只有提交新證據，才能主張法院存在事實認定錯誤。事實上，并非如此——若原審法院存在“采信非法證據、認定事實與證據矛盾、遺漏關鍵事實”等情形，即便沒有新證據，只要能夠結合原審卷宗中的證據，證明事實認定錯誤，檢察機關就會依法提出抗訴，法院就會依法再審糾正。

　　誤區四：“對證據證明力的判斷”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，不可質疑；

　　雖然法官對證據證明力的判斷，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，但該自由裁量權并非絕對，必須遵循證據規則、邏輯推理、日常生活法則，若法官的判斷明顯違反上述要求，屬于“對證據證明力判斷錯誤”，構成事實認定錯誤，可依法監督糾正。

　　誤區五：混淆“事實認定錯誤”與“法律適用錯誤”

　　實踐中，許多人將二者混為一談，認為只要裁判結果錯誤，就是法律適用錯誤。事實上，二者有著本質區別：事實認定錯誤是對“事實”的判斷偏差，法律適用錯誤是對“法律”的適用偏差;糾正事實認定錯誤，無需改變法律適用，只需糾正對事實的判斷;而糾正法律適用錯誤，需在事實認定正確的基礎上，適用正確的法律條文。

　　寫在最后

　　最高人民檢察院明確法院事實認定錯誤的具體情形，并不是否定法院的審判權，而是為了規范法院的事實認定行為，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責，減少錯案、瑕疵案的發生，維護司法公正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。事實認定是司法裁判的基石，只有事實認定準確，才能確保裁判結果公正，才能彰顯司法公信力，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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